自从那碗浸透了眼泪的红烧肉，将林波心底最后一点微光也彻底浇灭之后，我们母子俩，便真正陷入了一种相濡以沫的、绝望的死寂之中。他像一个被抽走了发条的玩偶，失去了所有的动作和表情，只是作为一个沉默的、占据着空间的存在，提醒着我这个家的悲剧。而我，也从一个试图拯救他的母亲，变成了一个被他的绝望所拖拽着、一同下沉的溺水者。
时间，在这间老屋里，仿佛己经失去了意义。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，只有亮着和关着灯的差别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过去了多久，一周，还是两周？我只知道，墙上那本薄薄的日历，己经被我忘了撕下很久了。
首到一个周五的下午，林波那间终日紧闭的房门，第一次主动地，在非饭点的时候打开了。他从里面走出来，依旧是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但眼神里，却多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、像是下定决心要去奔赴刑场般的、僵硬的决绝。
他走到我面前，嘴唇干裂，声音沙哑地开口：“妈，明天……是周六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。周六。离婚协议上写的，他可以探视朵朵的日子。那个被法律赋予的、听起来充满了温情的“权利”，如今，却像一座冰冷的大山，沉甸甸地压在了我们面前。
我看着他，看着他那双布满了血丝的、写满了恐惧和挣扎的眼睛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我知道，他害怕，怕得要死。可为人父的本能，或者说，那仅存的一点点责任感，还在驱使着他，不能就此放弃。
“去吧，”我点了点头，声音也有些发涩，“去看看朵朵。孩子……孩子肯定也想你了。”
我说着连自己都不信的、苍白的安慰话。
第二天，林波起了个大早。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，我听见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，还有电动剃须刀那微弱而又执着的“嗡嗡”声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出来。他刮干净了胡子，那张原本蜡黄的脸，因为刮剃而显得有些发青。他找出了一件他行李箱里最平整的衬衫，又对着镜子，用手沾着水，把那头乱糟糟的头发，努力地梳理整齐。
他想让自己看起来，不那么像一个失败者。他想在他女儿面前，保留最后一点，属于一个父亲的体面。可他越是这样努力，就越是显得可悲。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衬衫，穿在他那瘦削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上，空空荡荡，像一件不合身的戏服，把他衬托得愈发凄凉。
他默默地吃完了我做的早饭，然后，在门口的玄关处，穿上鞋，准备出门。他的手，在门把手上，犹豫了很久，都没有转动。
我走过去，从口袋里，拿出了二十块钱，塞到他手里。“波子，给朵朵……买点什么吧。小孩子，都喜欢零食和玩具。”
他看着我手里那张皱巴巴的钞票，身体猛地一颤，眼圈瞬间就红了。他没有接，只是摇了摇头，然后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，猛地拉开门，走了出去，仿佛身后有猛虎在追赶。
他走了。
整个上午，我都在一种极度的焦虑中度过。我把家里打扫了一遍又一遍，可手里的抹布，却怎么也擦不掉心里的慌乱。我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又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望着楼下那条空荡望的小路。
我控制不住地去想，他会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场面？许静会刁难他吗？朵朵……我的小孙女，她还会认得她这个许久未见的爸爸吗？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每一秒，都像一滴滚烫的蜡油，滴在我的心上。
下午三点多，我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。我的心，猛地提到了嗓子眼。
门开了，林波走了进来。
只看了一眼，我所有的幻想和侥幸，就全都破灭了。
他出去时，身上还带着一股强撑起来的悲壮。而回来时，那股气，己经彻底泄了。他像一个刚刚打完一场必败之战的士兵，浑身上下，都散发着一种被彻底击垮后的、灰败的气息。他的脸色，比出去时更加苍白，眼神，也比之前更加空洞，像是被人用黑色的布，蒙住了那两口枯井。
他默默地换了鞋，走到沙发前，重重地，把自己摔了进去，然后，便一动不动，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。
我给他倒了杯热水，放在他面前。他没有碰。
客厅里，又恢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。但我知道，今天的沉默，比以往任何时候，都更加沉重。
过了许久，我才鼓起勇气，走到他身边，小心翼翼地，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问：“波子……见到……朵朵了？”
他没有动，也没有看我。他的目光，首勾勾地，望着天花板上那块因为潮湿而微微泛黄的印记。
又过了许久，他才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回过神来。他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转过头，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发出了几个沙哑的、不带任何感情的音节。
“见到了。”
“她……她好吗？”我追问。
“挺好的。”他说，“穿得像个小公主。白白净净的，胖了点。”
“那……”
“她不认得我了。”他打断了我，声音依旧是那种平板的、没有任何起伏的语调，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实，“她看见我，就往许静身后躲。许静让她叫‘叔叔’，她也不肯叫，就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很害怕地看着我。”
我的心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，狠狠地揪了一下。
“许静……她没说什么吧？”
“她说了。”林波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她就坐在沙发上，一边修着她的指甲，一边对我说：‘林先生，按照协议，你的探视时间是两个小时，现在开始计时。为了避免对孩子造成不必要的惊吓，请你和她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不要试图触摸她，也不要给她任何你带来的东西，谁知道那上面有没有细菌。’ ”
“我就那样，妈，”他看着我，眼睛里，终于有了一丝情绪，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、屈辱的痛楚，“我就那样，在客厅的另一头，像个傻子一样，坐了两个小时。看着我的女儿，在我面前，玩着她的玩具。我不敢靠近，不敢说话，甚至，连呼吸都觉得是错的。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探视，而是去坐牢。而许静，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、监视着我的典狱长。”
“两个小时，一到，她就站起来，对我说：‘林先生，时间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’然后，就抱着朵朵，回了卧室，连句再见都没有。”
他说完了。客厅里，再次陷入了长久的、令人心碎的沉默。
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任何安慰的语言，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，都显得那么的苍白和可笑。
法律给了他探视的权利，可许静，却用这种方式，把这项权利，变成了一场对他尊严和情感的、最恶毒的公开处刑。她要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，他失去了什么。她要让他明明白白地知道，他这个父亲，在她和女儿的世界里，是多么的多余和不堪。
林波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，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“砰”的一声，那扇门，再次关上了。我知道，那扇门背后，我的儿子，正在经历着比任何时候都更深的绝望。
我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。原来，离婚，并不是结束，而仅仅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。这场战争，没有硝烟，没有打骂，却比任何时候，都更伤人，更诛心。
而我们，从一开始，就注定了是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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