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 父亲的酒壶（1984

1984年重阳，山风裹着桂花香掠过青石板路时，袁兴茅正站在老家院门口，竹编提篮里的雕花酒瓶被蓝布盖着，瓶身棱角硌得掌心发疼。堂屋的木门半掩着，父亲咳嗽声混着灶膛里的噼啪声漏出来，像极了他十六岁那年偷喝地瓜烧被抓的场景——那时父亲也是这样坐在竹椅上，吧嗒着旱烟，烟灰簌簌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。

“兴茅回来了！”母亲掀开灶台的木蒸笼，热气裹着红烧肉的香气扑面而来。她围着的蓝布围裙褪了色，腰间别着的铝制酒提子晃来晃去，那是父亲年轻时在公社酿酒坊用的物件。父亲闻声抬头，皱纹深如刀刻的脸在煤油灯下明暗交错，浑浊的眼睛盯着袁兴茅手中的提篮，喉结动了动，却没说话。

“爸，这是厂里新出的兴茅特曲。”袁兴茅掀开蓝布，雕花酒瓶在昏暗中泛着温润的光，瓶颈处“特供”二字的烫金贴纸被他刻意折了折，不太显眼。父亲盯着酒瓶，突然伸手去够八仙桌上的酒壶——那是个锈迹斑斑的锡壶，壶嘴缺了口，是父亲走街串巷卖散装酒时用的。

“你们厂的酒，是拿老百姓的血汗换的！”父亲的声音像生锈的弹簧，沙哑得发颤。陶壶砸在土墙上的瞬间，袁兴茅闻到了熟悉的酒味——不是新酒的醇香，而是散装白酒混着泥腥味的酸臭。母亲手里的汤勺“当啷”落地，红烧肉的油星溅在青砖地上，与酒液混在一起，在煤油灯下泛着浑浊的光。

袁兴茅僵在原地，看着父亲剧烈起伏的胸口，突然想起三年前那个雨夜。父亲披着塑料布蹲在厂门口，等他下班时被保安当成叫花子驱赶。那时他刚升供销科副科长，厂里第一次推出特供酒制度，父亲摸黑走了二十里路，就为了问他“特供”是不是“特权”。

“隔壁老李家的儿子，”父亲的声音突然软下来，布满裂痕的手掌着竹椅扶手，“在公社当会计，人家不喝这种酒......”竹椅发出“咯吱”声，像极了父亲在田里弯腰割稻时的响动。袁兴茅这才注意到，父亲的袖口磨得发亮，露出的手表链是用自行车辐条改的，而自己手腕上的上海表，是厂里发的供销科福利。

“我没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！”话一出口，袁兴茅就后悔了。母亲背过身去，在灶台前忙乱地收拾碗碟，他看见她鬓角的白发在蒸汽里若隐若现，想起上个月寄回家的营养品，母亲总说“别乱花钱”。父亲却突然笑了，笑声里带着 bitterness，“你娘说你管供销，昨儿村支书还来问我，能不能弄两箱特供酒......”

窗外的月亮不知何时爬了上来，给堂屋镀了层冷霜。袁兴茅蹲下身，捡起酒瓶碎片，瓶身上“窖藏三年”的字样被酒液晕开，像团模糊的火焰。父亲年轻时在公社酿酒，总说“酒是粮食的魂”，可现在的特供酒，用的是厂里最好的基酒，普通工人想买都得托关系。

“当年公社办酒厂，”父亲摸出旱烟袋，烟丝在指间沙沙作响，“我把掺水的酒全砸了，被大队长骂‘不懂变通’。你记不记得？你高考那年，我去镇上换粮票，亲眼看见干部们用特供酒灌醉外乡人......”火星在烟袋锅里明灭，照亮他眼角的泪痣——那是袁兴茅小时候调皮，用烧火棍烫的。

深夜的火车站台上，汽笛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。袁兴茅摸着口袋里碎掉的酒标，想起父亲摔壶时眼里的失望，那不是对他个人的失望，而是对某种规则的绝望。候车室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，他摸出笔记本，画下带锁的酒柜，笔尖在“特供酒需单独存放”旁停顿片刻，又加了句：“钥匙由双人保管，领用人需登记三次。”

火车摇晃着驶入隧道，黑暗中，袁兴茅想起陈怀仁退休前说的话：“酿酒人最该清楚，什么是甜，什么是苦。”他摸了摸胸前的厂徽，金属别针硌得皮肤发疼。窗外，老家的群山己缩成墨色的剪影，父亲砸壶时溅在墙上的酒液，此刻大概正顺着砖缝渗入地下，像极了那些藏在暗处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“甜”与“苦”。

未完待续